何去何从

　　拉蒙特慢慢坐下。他忽然想起一年前，也是在这个房间，也是这张桌子。那时德国马克正在遭受国际空头的狙击，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

　　这一切好像真的是一个轮回！

　　散会后，贝托利尼在走廊追上他。

　　“诺曼。”意大利人压低声音，像在交换情报，“我们也在扛，真的扛不住了。”

　　拉蒙特看着他。这个矮胖的男人眼圈发黑，领带歪到一边，早已没了去年会议上率先表态支持德国的积极。

　　“施莱辛格上周私下跟我说，”贝托利尼左右看看，“他说里拉确实高估了。然后呢？三天后我们的货币就被市场打穿了。”

　　他苦笑道：“最可笑的是知道结果后，我居然松了口气。”

　　拉蒙特没有说话，转身走向电梯。

　　电梯门关上时，贝托利尼的声音从门缝里挤进来：“他们不会救你们的，诺曼。德国人从来不是救世主。”

　　1992年6月20日，法兰克福，德意志联邦银行

　　施莱辛格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看着美因河上往来的驳船。

　　助手敲门进来，轻声汇报：“总理秘书来电，询问布鲁塞尔会议的情况。”

　　施莱辛格没回头。

　　“如实汇报。”他说，“德国央行独立行使货币政策，不因任何国家的请求而改变。”

　　助手迟疑了一下：“是否需要对媒体发表更温和的措辞？”

　　施莱辛格终于转过身。他摘下眼镜，慢慢擦拭着。

　　“告诉英国人，我们理解他们的处境。”他把眼镜重新戴上，“但理解不等于同意。这就是答复。”

　　1992年6月21日，伦敦，唐宁街10号

　　梅杰把那封来自波恩的外交电文推到一边。措辞客气，用词精准，倒是每一个标点都是在和英国说“不”。

　　他抬头看向窗外，唐宁街的早晨永远有游客拍照。他们指着黑色大门，讨论首相今天会不会出门。一个孩子把脸贴在铁栏杆上，试图看清里面的世界。

　　他们不知道，里面的人也不知道，这扇门挡不住任何敌人。

　　拉蒙特从椅子上站起来。他在房间里踱了两步，又坐回去。

　　“我们还有多少储备？”梅杰问。

　　“名义上四百亿。真正能动用的，不到三百亿。”拉蒙特把烟捏扁又松开，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需要时间，而且附加条件……”

　　他没说完。两人都知道那些条件是什么。削减公共支出，提高利率，进一步紧缩已经萎缩的经济。

　　“那就像往棺材里钉钉子。”梅杰说。

　　拉蒙特没反驳，他也无法反驳。

　　1992年6月25日，伦敦，《金融时报》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

　　“拉蒙特：英镑绝无贬值可能”

　　“德国央行重申绝不不降息”

　　“华尔街对冲基金增持英镑空头”

　　三篇报道排在同一版，互不相干，又彼此呼应。

　　梅杰把报纸折起来，放进公文包最里层。十五分钟后他要出席下议院质询，对面坐着的工党影子财政大臣已经准备好了二十七个问题。

　　助手递来最新的汇率报价。英镑兑马克，2.788。

　　他沉默了几秒，站起身，整理领带。

　　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　　走廊里，一名年轻秘书匆匆跑过，手里抱着一叠刚打印出来的传真。那是来自哥本哈根、米兰、马德里的官方问询，其他国家此刻全部都在紧张地计算，英国会不会倒下，如果倒下了下一个会是谁。

　　窗外，六月的伦敦难得放晴。阳光穿过云隙，在议会大厦的哥特尖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　　但没有人感觉得到温